一九七三年的罗伊诉韦德案石破天惊，最高法院认可堕胎为妇女的权利，但法院很快又通过判例认定，政府没有义务为贫穷妇女的堕胎埋单。

由于笔者是全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城管专业委员会的成员，所以对此类探索一直给予关注并提供理论指导[2]。(5)制订全国司法所、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置工作及司法行政系统人民陪审员工作的培训计划，组织编写培训教材，开展示范培训并指导监督各地组织实施。

还有一个主要由中小城市的城管执法机关发起的城管论坛，也每年开会，专题研讨。之前，这些街头执法的行政处罚权给了原先的七个大盖帽。其二，完善违法案件移送制度。很多城市都在更新观念、创新制度，推进管理创新，提升管理生产力。要树立大城管理念和共同治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柔性执法理念，形成城管部门与其他执法部门的更大合力，创建一条政府负责、公众参与、政民合作、民主行政的城市管理法治化路径。

  结语：人民城市人民管是城管改革的基本路向 要从根本上解决城管综合执法的深层次矛盾，必须更新观念、改革体制、改善机制、改进方法，但真要做起来也非常不容易。由于一直没有中央部委分管、中央行政管理与地方行政管理脱节(还包括省与市脱节)，城管执法工作的统一、规范、协调遇到特别多、非常大的困难，因此十多年来只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自我救赎、相互取经、相互安慰、相互怜悯：全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专门成立了城管专业委员会，一年举行一次高峰论坛，主要是北京、天津、沈阳、西安等大城市的城管部门为主，分别做东，每年开会。2006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行政复议工作会议，对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试点作出了具体部署。

实际上如上所述，就集中行使行政复议职权来讲，至今并没与任何法律依据。截至今年11月10日，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430件，比2010年增长79%，比试点前增长338%，比同期法院的340起多出23.53%，而全市今年到省里上访的批次与人次分别下降64.5% 和74.9%。在独立式或者相对独立式的复议委员会模式下，如果复议委员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而引起诉讼，或者复议委员会出现不作为的情形而引起诉讼，那么，适格被告该如何确定呢? 行政复议制度需要与行政诉讼制度相衔接，在行政复议委员会改革试点工作中，就应当考虑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关系。这样行政复议的管辖以块块为原则，以条条为例外。

是提高行政复议办案质量、效率和社会公信力的现实需要。但不管采取何种途径，打造一支专业化、精英化的高素质行政复议队伍，是未来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中绝对不可忽视的。

[5]同注[1] [6]同注[1] [7]陈菲：《国务院法制办力推综合性行政复议委员会模式》，《北京日报》2002年11月25日。政府如果不采纳如何处理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在听证、质证、认证等核心程序上加以完善。据此，有专家认为，我国官民争议的解决方式，正在突破大信访、中诉讼、小复议的格局。

第3条还对行政复议机关的职责作出进一步的规定。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决定为行政复议决定。据介绍，2011年前10个月，我国多数地方行政复议案件稳中有升。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更是对如何加强行政复议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意见。

除了学者们早就指出的上述问题以及国务院《意见》中要求明确的一些重要程序外，在复议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以及参与个案人员的确定等重要程序环节上仍然有待于明确和统一。不能人为地把对行政复议性质不同角度的理解对立起来。

在现有体制下大力引入听证审理、增加外部专业人士、法律人士和社会人士在复议审理和决定中的话语权，以增强行政复议程序的透明性，提高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应当是目前可以做的最佳方案。由这些依据不难看出，正如通知所指出的，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行政复议体制和工作机制，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要求的重要举措。

2006年哈尔滨和北京市先后建立了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2008年在北京、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广东、海南、贵州等8个省、直辖市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开展试点工作。至于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管辖体制，有的人认为在现有复议体制下设立相应的复议委员会，有的人认为在相应的一级政府设立相应的复议委员会。对克服地方保护或者消除部门利益具有积极意义。虽然在1994年修改《行政复议条例》以及1999年将《行政复议条例》上升为《行政复议法》时做了一些制度上的改进，甚至国务院在2007年制定《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时，基于行政纠纷的发展现状以及所呈现出的新的特点，已经尽最大可能在制度框架内对行政复议制度作了最大的发展。在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从而已经进入后立法时代的今天，其法治的最大特点应当是确保已经制定的法律能切实有效地得以实施，而不应当有任何违背既有法律的借口。再说，非独立式行政复议委员会中的那种三集中、一分散模式，[8]去除现行体制上的冲突外，其客观上必然造成行政复议机关的有责无权，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有权无责之情形。

[10]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不仅与现行《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不吻合，而且也不符合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者之间应然的关系，因而是不可取的。该学者进一步认为，应当在保证行政复议委员会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前提下，在县级以上政府设置与各级政府相配套的行政复议委员会。

[10]泰州市政府法制办：《明确目标创新思路打造行政复议改革试点工作新亮点》，《行政与法制》2012年第1期。对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性质、法律地位、功能定位等基础性问题，以及机构形式和运作模式等形式问题，应进行认真研究并清楚界定。

而独立或者相对独立式的行政复议委员会统一设置在一级政府，并不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指出，要完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积极探索提高行政复议工作质量的新方式、新举措。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内部监督和权利救济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纠纷解决则是行政复议的最终目的。其最大的好处是确保与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冲突，同时又尽可能引进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则。因此，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就是试图建立一个政府主导、专业保障和社会专家学者参与的审理案件模式，即行政复议委员会模式来推动这一进程。

1．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法律依据不足。如果说，若干年前良性违宪在我国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宣称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今天，任何违背既有法律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二、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几年来的实践 应当承认，几年来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关于行政复议的性质之争，可谓由来已久，各种观点见仁见智。

目前，完全独立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可以说是法律依据不足，政策支持有余。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抛弃原有的一事、一法、一机构的思维模式，务实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涉及到程序问题时，特别指出要明确行政复议委员会和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分工，在充分探索的基础上，明确哪些案件可以由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直接审理并以行政复议机关名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在行政复议性质的争论上，行政说、行政救济说、行政司法说、司法说、内部监督说、权利救济说、纠纷解决说等观点之纷争非常具有代表性。根据该通知的规定，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是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这样处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减少复议决定被诉讼之忧，同时也可以强化行政复议决定的恶权威性，这样处理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并无影响。

到11月，收到行政复议申请125件，比2010年同期收到的案件量增长了135%。这应当成为我们今后在采取任何一项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改革举措时必须奉行的准则。

[8]即案件受理、审理、议决集中于行政复议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则分散到各行政复议机关。在取得更多经验后，再引进一个真正成熟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从而推动整个行政复议制度走向完善。

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则分别是由《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所明确规定的。[13] 在修改《行政复议法》，重新确立我国行政复议体制时，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确实应当是首选机制。